孙汉生：朱子家风家训与“福”文化

季氏力量实在太强大，远非昭公一时所能够扳倒。

天性穴居的一种动物，现在竟然爬上了树，本该生存于地下的鸟类却霸占了树上的空间，显然是下级侵凌上级之乱象，抢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尊尊之道不再。自西周末期，尤其是春秋以来，政出大夫本身就是一大社会乱象，是礼崩乐坏的一个重要标志。

昭公失国，理当死国，亦即拼了命地在国内加以捍卫，与三桓势力斗争到底，但他却选择了弃国而去，逃亡国外。大多数人对宫廷斗争、政权更替都是不关心的，甚至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历史长河里，枭雄、英雄总是人群中的少数、极少数，肯定是凤毛麟角，出类而拔萃，孤高而和寡，意志力强悍，执着于真理和正义，计较是非对错而不愿意让步。[11] 参阅【清】焦循：《孟子正义·梁惠王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八三页。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

野井遇礼之后，齐景公想赐予昭公一块土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第三次拒绝，则是因为齐景公随机应变地说了一句飨乎从者，《解诂》曰：欲令受之，故益谦言从者。李存山还进一步指出，这一补入是《老子》思想与当时流传的易学思想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

通过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以及周敦颐等人的关系的考察，李存山认为范仲淹才是宋学的真正开端。在李存山看来，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常也有变。五常(五伦)则是汉儒对于先秦儒家四德说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常。我们知道，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其在殷商时期已经萌芽，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与此不同，中国古代所讲的民主意味着人民之主或人民的君主。但庆历新政终因范仲淹的失势而夭折了。

李存山指出，气概念自其产生之初便与阴阳概念紧密联系起来，如果说气与阴阳概念结合还比较自然的话，那么气与五行思想的结合则并不是那么顺畅，因为五行一开始仅是地上的五种物质，并不具有气的形态。这样李存山就对陆贾尊儒思想的渊源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宋明理学来说，孔颜乐处的话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其有别于佛、道二教的儒者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地。以此为依据，中国文化的常道应该包含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五个方面。

正是在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推动下，宋学才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进而推动了当时儒学的复兴之势，从而把儒学从场务功名、声律浮华之学中拯救出来。7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第4页。笔者承认宋代文化(包括宋学)超越汉、唐，但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失败的历史教训必须吸取，必须改变私天下的政治格局，必须从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走向民主。对于陆贾与商鞅学派各自的贡献，李存山这样评价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主要是法家提供了‘硬件——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儒家提供了主要的‘软件——给这套制度赋予了灵魂和缓冲、润滑机制……商鞅学派是‘硬件的奠基者，而陆贾在‘硬件与‘软件的结合上立下首功。

对于民本与人本的关系，李存山认为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人相对于神和物而言，人本是普遍的哲学或文化概念。这五个方面与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都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中华精神。

在李存山看来，伯阳父以天地之气来解释地震则表明了中国文化中哲学与宗教的分离，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哲学的诞生。王安石的思想本身也是在范仲淹及其庆历新政的影响下形成的。

如果以哲学与宗教的分野来看待中国哲学诞生的话，那么中国哲学诞生的标志就应该是产生了与人格神相对立、相抗衡的概念范畴。在李存山看来，这不仅是事实判断，而且是价值判断。气论的延续使素朴的辩证法发展到极致，而仁学的压制又造成了科学实证精神和逻辑批判精神的缺乏。当然，李存山本人也承认这一看法仅仅是一假说而已。但若没有‘三事,则其现代化只是西化而已。13参见刘乐贤:《郭店楚简〈六德〉初探》,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4—388页;彭林:《六德柬释》,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简帛研究》第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3—158页。

23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188—189页。李存山认为： 由于黄宗羲把对皇帝的道德约束转变为权力的制衡，用权力而不是用天人灾异来使皇帝有所畏,所以他可称作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从民本走向民主的第一人。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出版以后，在大陆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上博简，李存山最注重其中的禅让思想，这也是与其研究《唐虞之道》联系在一起的。

在李存山看来，中国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民主一词，但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中国文化中的民主与民本思想紧密联系的。李存山说：单一的气论物质观的长期延续是以忍受仁学的压制为代价的。

22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9页。对于这些观点，李存山提出了不同看法。从此点来看，民本思想似乎没有第一代人权的观念。李存山认为：当今世界不同宗教、文明的对话，不可能改变彼此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是以整个人类之现世生活的共同利益和实际需要为价值基点。

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页。对于气概念的渊源，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等编的《气的思想》一书认为，关于气,春秋之后和春秋之前在文化特性上有着很大的断层,即认为从殷代的甲骨文字、殷代至春秋时期的青铜铭文以及《尚书》《诗经》等传世文献中并未发现有意味大气气息的文字，后来写作气的字是乞取、迄至等含义。

5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编:《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李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对于熙宁变法，二程在起初是支持的。

李存山首先分析了范仲淹本人思想中所包含的明体达用之学,然后论证了范仲淹此种思想对胡瑗、孙复、石介等宋初三先生的影响。如果没有陆贾的再次发掘，那么汉代尊儒也是无从谈起的。

21李存山:《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34页。提要：李存山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气论与仁学可被视作其哲学研究的一条明线，而对于中国文化变与常的探讨则可谓其哲学研究的一条暗线。30可以看出，李存山对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既注重中国文化的内在一贯的因素，又注重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29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第376页。

在二程看来，整顿王安石新学的危害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佛、老二氏。我们知道，夏、商两代的精神世界基本笼罩在以人格神为代表的上帝统治的宗教信仰观念中。

四、以范仲淹为核心的宋学研究 在宋学研究方面，李存山也取得了较大成就。15在李存山看来，儒学就其与君主权力的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变化来看，可以分为先秦原始儒学和秦后儒学。

《六德》与《礼记·曾子问》相矛盾，也不属于思孟学派。第二代人权指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